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金融监管寓于服务之中-sbobet网址

对于银行业界人士来说，蔡鄂生的名字并不陌生。1951年出生的蔡鄂生，从1975年就开始在银行系统工作，曾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兼上海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等。在央行工作期间，更是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重大金融改革方案的设计；《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的起草；金融风险的处置等重要工作。2005年起他开始担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党委委员，直至2013年退休，期间对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退休后，蔡鄂生所关注的更加广泛，金融创新、协调监管、防范风险、普惠金融等诸多领域。有人评价，蔡鄂生不只是一位金融官员，更是一位学术造诣颇深的金融专家。

张媛：从您个人的履历中，80年代就在央行工作，参与了很多关于中国重大金融改革和设计的工作，到2005年进入到银监会，这一路以来可以说中国的金融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全球范围来看依旧是处于一个早期不成熟阶段，但日趋成熟，在这个过程当中，制定相应的政策，一定是基于我们国家自身的国情和发展情况，从您的角度，有什么独特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的金融特点，它和国外之间的沟通，究竟是怎样的呢？

蔡鄂生：中国融资结构最大特点 银行是企业融资主要来源

蔡鄂生：这个问题好复杂，中国的特点是什么呢？中国大的特点就是结构特点，我们这个市场是靠银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小平同志这么一讲，80年代初期就把很多企业发展的资金融通，全压在银行身上了，所以现在信贷市场这么大是有历史发展原因的。

在这样的特点情况下，第二个是什么？资本问题，我们的企业发展都缺少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资本问题当然在国外也有，但是人家达不到要求就不贷，但是在咱们这儿，达不到，可以先把那一块，最早30%项目资本金这块要拼盘，拼盘里头等于又拼了一部分银行，所谓自筹，就是没有纳入大计划的资金自筹，银行再拼1/3，所以最基础这块拼盘，也是最少三个方面，企业、政府和银行。

蔡鄂生：历史因素导致企业合格性制约银行提供服务

蔡鄂生：这是现在我们银行要面对的历史沿革的特点，包括民企更是一样，几块钱起家，起家完了以后资本金怎么样，包括现在我们对民企的一些要求，就企业的合格性制约了银行产品的服务，也就是企业这张资产负债表决定了我们银行怎么来去给他提供服务，所以现在特别是到了商业银行化以后，虽然增加了很多担保，但是现在恰恰有些担保就让你的企业没法贷得成，但是按照经济发展要求，你又需要资金，那这个需求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整个金融和经济联合，我们面临的市场这么一个环境，不要把它想成一个完全成熟的市场，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不足，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发达国家的产品和理念简单的运用化，人家那个原始积累的过程，和我们这个社会原始积累发展过程完全不一样。

张媛：其实国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发展的变化也是翻天覆地的，特别是金融的近十年近二十年的发展也是翻天覆地的，如何来看中国近些年金融系统发展的态势，以及这一轮金融调控的思路是什么？

蔡鄂生：有一段参加一些论坛，大家老是讲强监管、严监管，咱们还得从中央的要求和整个情况来讲，思考问题要有历史连贯性，今天什么监管态势，在去年金融工作会议上来讲，监管也要发展，也要完善，不是说我是监管部门，你是商业机构，我说话就比你高多少。

张媛：大家本质上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吗？

蔡鄂生：把管理寓于服务之中 监管也要完善和发展

蔡鄂生：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实际上监管部门和被监管部门来讲，按照理念来说，应该是十六大讲的，要把管理寓于服务之中。监管是不是服务？它是在依法管理情况下不同的角度，而不是说我比你高多少。“猫和老鼠”只是我们约定俗成的一个比喻，但是我觉得严格来讲，放在政策来讲还是不行的，因为老鼠见了猫是要跑的，我们的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的整体，不能形成这种关系。

张媛：其实不是对立关系。

蔡鄂生：本来就不是对立的，我不太赞成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沃尔克（美联储原副主席）还在讲，金融服务应该是产业服务模式，结构美国变成金融交易模式，金融机构相互玩，产品相互玩。

张媛：套利。

蔡鄂生：2008金融危机后 金融脱离实体成为最严重问题

蔡鄂生：套利是一回事，关键是离实体，就是最基层的基础越来越远，因为所有的金融产品应该有支撑，应该有基础，你的基础在哪儿？发行货币还要黄金做储备呢，所以得有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有物的东西支撑。

我们的银行已经变成全球市值和资产最大的银行，为什么中央提出来要回归本源呢？为什么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呢？再往深里讲，我们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这些要求，它是根据我们市场的变化，在新时代的要求下，这些东西要让它向质量和效益上转移，所以要把它的核心东西提升起来。

作为今年监管重磅的资管新规出台已有一个多月，对于银行等大资管机构影响逐渐显现。其中银行理财产品转型亦在加速，一方面，保本理财和3个月以内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占比逐渐减少；另一方面，净值型理财产品发行速度加快。业内分析人士指出，资管新规对银行的影响将是持续、渐进的过程，目前银行资管变化仍然不大，以工行、招行为代表的大型银行在做尝试性准备，而绝大数中小银行则是处于观望状态，等待进一步监管细则。

蔡鄂生：资管新规涉及面广泛 难点在如何按照新规处理资产

张媛：近期出来的资管新规等等，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落地到市场的传导其实有周期，所以您如何来看对于市场的影响，从银行来说，整个系统在面临政策变化的时候，它的这种适应相应的变化呢？

蔡鄂生：资管新规是议论多的，议论为什么多？一个它可能涉及的方方面面多，另外大家从银行、证券和保险来讲，它是分布在整个金融的板块，甚至包括p2p，互联网平台，它也有变相的理财产品的出现。

既然出了新规，毫无疑问，这些机构就要按照新规的基本原则，首先要按照新规的理念，调整经营思路、经营方法，而再往下要做的，比较难的是什么呢？是有的资产怎么处理，怎么按照新规的条件，哪些东西要回表，怎么回。这些在实践当中现在监管部门和机构之间，实际上执行当中有不断的沟通和交流的。我相信只要创新理念能够站在服务的角度和把住风险的基本原则下就可以。

至于刚兑的问题，从某种程度来讲，和我们整个改革发展的市场进程，有些政策的出台，和市场理念有关联性，存款保险制度什么时候才出的台？经过多少年的考验，一几年的时候才推出来，但理念推出来以后，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谁担心过自己在银行的存款到最后，是存保这个界限给你兑付的？有这风险意识吗？

蔡鄂生：金融机构应站在防范风险第一线 加强自我保护

张媛：目前还没有形成。

蔡鄂生：所以可能有些到一定层次，存保的出现以后，有没有把存款和理财这些结构的分布，和个人财产的结构性，再加上银行推出产品，这些东西是供需关系互相的满足，根据创新设计来搞，所以这些问题，还得有些事情从根上，从它最基本的东西来去考虑，就是风险意识和抗风险的能力。

监管部门、银行、金融机构，应该站在第一线的，首先应该担当起防范风险和抗风险的，恰恰应该是金融机构，各类金融机构，包括互联网的这些平台，它应该把风险作为社会担当，和本职最主要的东西。不能说你光顾着创新，后头监管部门跟着你“打扫卫生”，受不了，不可能。

张媛：所以这本质上是又一个平衡的难题。

蔡鄂生：这个矛盾的解决就是向前在推进的过程，这里有难点，难点的东西实际上在于基础支撑，就是我们机构的基础。因为我们现在体量很大，现在我们估值小企业和创新企业，开始五六个人，科创人员，最后规模大了，一下子研发人员上千上万。

银行也是一样，资产是100亿的时候，你这么多人，你现在资产1000亿了，人是增加了，你的水平呢？你的内部管理的这套东西是不是跟上了你1000亿规模增长的相匹配呢？你不能说只有那个变我不变，我们金融机构，我认为就应该像我自己保护我的身体一样，我知道我的弱点在哪儿？所以我平常要注意什么，吃什么，作息时间怎么样，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我们现在放到自己身上，有时候可能想明白了，放到机构或者各方面反而想不明白了。

上月，央行发布的《2018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与去年四季度报告相比，当前货币政策主要思路出现较为明显的调整，由“稳增长、去杠杆、防风险”转变为“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核心表述的调整是由于国内宏观杠杆率趋稳，而外部风险上升，货币政策对去杠杆诉求有所降低，在防风险的紧箍咒下，稳增长、调结构将是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重要关切点。根据央行测算，2017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50.3%，较2016年上升2.7个百分点，比2012-2016年我国宏观杠杆率年均涨幅收窄10.8个百分点，快速上升趋势已经得到遏制。

张媛：我们看到2018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定调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它的核心表述是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但是上个季度，就是2017年四季度的时候定调还是稳增长、去杠杆、防风险，从去杠杆变成了调结构，表述上出现了这样的变化，所以如何来看我们现在处于的这样一个阶段？现在整个的经济环境和杠杆情况怎么样？

蔡鄂生：稳增长下调结构更符合当下经济环境

蔡鄂生：杠杆比较复杂，杠杆的支点不一样，撬动的东西不一样，关键是杠杆的倍数任何事情都有，超过极限都有问题，现在讲的越来越具体，提出两次国有企业去杠杆。我们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甚至包括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有错配的情况。在有些地方，负债率本身就不低，如果再加上资金错配，它肯定对于企业的发展会有影响。现在在稳定的增长下调整结构，我觉得这更符合我们现在所要求的，但是没有说不去杠杆。

张媛：但是我们去杠杆取得一定成绩了吗？

蔡鄂生：去杠杆的同时更要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效率

蔡鄂生：不能简单这么来说，杠杆取得成效用什么衡量？如果现在提出宏观杠杆率的逐步下降，现在m2降到一位数了，现在杠杆具体表现，你这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发生变化没有，你杠杆下来了以后，就是你负债率完全下来了以后，关键你的基础的东西上来没有？你的资本补充有没有？你的积累现在靠的是什么？

如果说去这种杠杆完全只是一个在简单的供求关系上，或者从宏观角度来考虑这种思维方式，我觉得达不到目的，因为去杠杆一定要和你这个企业、你这个行业本身的核心竞争力，和效益和效率转移要结合起来看，你不结合起来就是压资金，现在很多人就认为去杠杆就是压资金，所以到处说借钱有困难了，说资金紧张了，资金紧张好像就影响发展了，不就有这些说法吗？

但是你为什么不能说在我们资金的效率上来提高呢？过去的资金效率，银行贷款在企业所反映出来的效率到底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是一个系统性，是相互关联的，不能单纯就某一个方面来去分析它，它的高与低一定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已经是一体化了。

张媛：其实无论从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整个的调整变化其实都是基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相应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你如何看地方政府债、企业债，整个公司运行的情况，国企和民企这样的情况，您认为现在整个调结构，我们整体的思路是怎样的？您认为我们这种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蔡鄂生：经济情况的复杂性决定了各方政策协调推进

蔡鄂生：我们现在不管是稳健中性也好，什么也好，还有一个实时和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现在很多东西要求你精细化，精细化本身不能简单用在这种宏观的经济语言里头，但是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和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和企业的发展、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些东西如果完全合拍了，这就没事儿了。所谓结构，一个是发展节奏也有结构问题，产品本身这张表上也有结构问题，所以这些事情实际上平衡很重要。

张媛：最难的也就是平衡。

蔡鄂生：平衡永远是相对的。

张媛：永远是动态的。

蔡鄂生：所以你要有应变能力，而且这种应变能力要能够把握方向，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复杂性，所谓复杂性已经不是你最初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采取一个政策就能够解决的，现在要有各方面的政策的协调，而且在协调下的一种落实。

来自: 第一财经